譚超是煙臺大學一家快遞網(wǎng)點的老板，同時還是延邊大學歷史系博二研究生。從事快遞工作初期，部分大學同學表示了不理解。有人說：真是世風日下，高學歷去送快遞，有什么前途？一些同學自此疏遠我，直至不再聯(lián)系。（11月7日 人民網(wǎng)）

這些年，一些高學歷人才從事普通行業(yè)的新聞備受公眾關注，有人贊揚他們接地氣，自食其力；也有人唏噓他們的選擇。公眾有唏噓的權利，但更應該有所思索，挖掘社會隱藏的深層問題。就“博士送快遞”事件而言，其背后就有三重社會隱痛。揭開之后，再去唏噓，或許更有份量，有價值。

第一重，身份固化之痛。該博士從事快遞行業(yè)后，他的很多同學認為高學歷送快遞沒前途，甚至疏遠他。顯然，這些同學對博士身份看得過高，而對送快遞這一職業(yè)存在偏見。其實，這些同學的思維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社會一群人，從邏輯思維上就認定了學歷和職業(yè)這兩者本身的不平等性，說到底還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舊觀念，潛意識里也把職業(yè)分為三六九等，并將這兩者進行所謂“合理”的固定對應。

這種有明顯高低之分的固定對應，其實充滿了狹隘主義的意味。高學歷就該從事所謂的“高等”職業(yè)，低學歷只能湊合在普通職業(yè)里，按照這種推論，人們還沒去選擇，嘗試，就被一些已有的標簽一棒子打死，而真正重要的能力和興趣卻沒有展現(xiàn)余地。這實質上是一種思維上“身份固化”的體現(xiàn)，而這思維則是“身份固化”現(xiàn)實的映射。在身份固化之痛下，平等的職業(yè)觀會受到嘲笑，人對學歷、職業(yè)等方面的主觀選擇也會被干擾，時間一長，這背后的焦慮不言而喻。

第二重，高學歷者生存之痛。“博士快遞哥”沒有想過學歷與職業(yè)的對等問題，倒不是說他不在乎，而是因為他面臨著更焦慮的問題，就是先滿足自己的正常生活需求，而這關系生存的問題是第一位的。其作為一個博士，也要交學費，更要顧全自己的生活，這要求看似簡單，可到了現(xiàn)實卻分外艱難。

一個博士生，作為一名高學歷者，最焦慮的是基本的生活問題。其想做一個正常的博士生，滿足正常生活，竟要靠送快遞來彌補，這折射出了目前博士生等高學歷者的生存之痛。我國的博士生大多沒有工資，僅靠微薄的津貼維持生活，經(jīng)濟壓力成為他們面臨的大問題。經(jīng)濟壓力不可避免的導致博士生將主要精力放在謀求生存上，從而影響個人長遠發(fā)展規(guī)劃。一個國家的高學歷人才最擔憂的是生存，這不單單是打臉，更是隱患。

第三重，貧困學子階層流動之痛。“博士快遞哥”作為一個貧困學子，相比那些在經(jīng)濟上有可依附地方的富貴學子，讀博的境況會更加窘迫。而這窘迫的現(xiàn)狀則是貧困學子階層流動之痛的表征。貧困學子的階層上升通道本就狹窄，而讀書又是狹窄通道中較有希望的一種，可偏偏現(xiàn)實是，讀書通道上也難逃貧困學子的“身份標簽”，進而會受到各種各樣的阻礙。

而對“身份標簽”的過度在意，某種程度上凸顯了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合理性。社會對各群體之間的實際平衡沒有把握好，相關的傾斜沒有到位，這都加劇了貧困學子階層流動之痛。試想，如果社會能彌補“博士快遞哥”身份的“先天缺陷”，使其擁有可以依托的社會資源，那即使是送快遞，也能實現(xiàn)階層的上升流動，“人盡其材”的愿景也就不是空談。

“博士送快遞”事件給公眾揭開的這三重社會隱痛，個個刺肉，觸動社會神經(jīng)。身份固化、高學歷者的生存狀況堪憂和貧困學子階層流動堪憂，由“博士送快遞”這一個體案例引申出來的這些隱痛，也是社會群體焦慮的細節(jié)表現(xiàn)。唯有正視，敢于觸碰，才不負曾留下的痛覺。（王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