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電視臺女記者何文在采訪中結識了時任遵義地區(qū)行署副專員、遵義市副市長的程孟仁，30歲的何文與44歲的程孟仁發(fā)展為情人關系，并為情夫“打前站”，通過承攬工程共同受賄1804萬余元。這些錢，都由何文收受、保管、使用。案發(fā)后，辦案人員從何文處查繳北京、武漢等多個省市的房產9套。何文稱自己是基于感情才跟程孟仁在一起的，她作為程孟仁的情人，自己也是受害者。（9月27日《法制晚報》）   

在不少人的思維定勢里，“小三”或情婦是“弱者”的代名詞，她們或懵懂無知或柔弱可欺，被“壞男人”坑了。類似的故事確曾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然而，并非所有的“桃色故事”的情節(jié)都如此老套。一個巴掌拍不響，現(xiàn)代社會里，“惡霸強占民女”的一幕雖然并非完全不可能發(fā)生，但畢竟很少很少，不可能每一個情婦都是“被迫的”。有的可能是“壞男人”威逼利誘，有的也可能是雙方臭味相投、各取所需；有的可能是“壞男人”見色起意，有的也可能是“小三”為了達到一定的目的，主動投懷送抱、以身相許。特別是作為見多識廣的知識女性、無冕之王，女記者不大可能違心地屈從和委身于某個男人。

女記者做副市長情人是不是“受害者”，關鍵要看幾點。首先，她在成為情人的過程中，是否存在被脅迫的情況；其次，她成為官員情人后，是否受到官員的威脅或欺騙，不得已淪為為其斂財?shù)墓ぞ?。從媒體報道來看，兩人系“發(fā)展為情人關系”，很顯然，這是你情我愿、兩情相悅的事情，官員并未以勢壓人，更未“強搶民女”。并且，兩人在此后的非法行為中，“一個臺前、一個幕后”承攬工程收受賄賂，分工明確、配合默契、如魚得水，屬于共犯，又何來“受害者”之說呢？   

每一個包養(yǎng)情婦的男人都不是好東西，但也并不是每一個“小三”和情婦都叫“弱者”。雙方誰主動，很多時候似乎難以查考。但值得注意的是，“小三”是否在包養(yǎng)存續(xù)期內獲取了不正當利益——特別是如果“壞男人”是公職人員或公眾人物，他們之間的交易便很容易跟行賄受賄、貪污腐敗、以權謀私一類的丑陋扯上關系。某些官員借情婦之手收受賄賂、對情婦及其家人進行利益輸送的新聞，近年來已經頻頻見諸報端。這種“共生共腐”的現(xiàn)象應該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

女記者自稱是“受害者”，目的無非還是為自己的行為辯解，進而減輕或逃脫法律的懲處。實際上，法治社會里，男女平等地享受權利，也必須平等地遵守法律法規(guī)。女性不能故意“裝可憐”，更不能以性別為借口掩飾自己的違法行為。法院終審以受賄罪分別判處程孟仁、何文無期徒刑，量刑無疑是準確的，剝下了自稱“受害者”的畫皮。（畫餅成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