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道，由于公務員辭職意愿增加，一些企業(yè)甚至開始托獵頭尋找離職公務員。為何離職公務員受到如此青睞？記者發(fā)現(xiàn)，除了工作作風嚴謹，組織管理能力強之外，熟知政府流程、辦事風格，掌握政府部門的人脈資源，讓離職公務員成為房地產(chǎn)、金融和互聯(lián)網(wǎng)三大受政策影響最強的行業(yè)所爭搶的對象。

該報道分析，離職公務員遭“爭搶”，反映出官商關系不正常，值得警惕。筆者認為，離職公務員隊伍中遭“爭搶”的必然占很小比例，該報道不應該以偏概全。其次，公務員遭“爭搶”是否就能反映出官商關系的不正常？筆者持否定態(tài)度，正如報道前面所說：“離職公務員工作作風嚴謹，組織管理能力強，熟知政府流程、辦事風格，掌握政府部門的人脈資源。”對于離職公務員的諸多特點，為何該報道只拿離職公務員有人脈資源“說事”？

該報道繼續(xù)分析：企業(yè)和離職公務員的“情投意合”，從側面反映了行政體制改革的緊迫，簡政放權還有太多的文章可做、功課可補。這個分析仍然是用部分離職公務員代替了整個離職公務員隊伍，并且不負責任的將企業(yè)與公務員的“情投意合”和行政體制改革進行關聯(lián)。當前離職公務員以年輕群體居多，對于該年輕群體，他們豈能掌握大量人脈資源。此外，該報道分析：企業(yè)“爭搶”離職公務員是基于政策就是效益、關系就是利益的格局，是出于利用各種非市場性資源、非公平性手段、非競爭性方式讓企業(yè)處于市場競爭的制高點的目的。這讓筆者聯(lián)想到辜鴻銘在北大任教的故事。辜鴻銘梳著小辮子進課堂，學生們哄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學生們聞聽此言一片靜默。該分析亦是如此，作者用過時的思維思考全面依法治國背景下的政商關系，倘若企業(yè)爭搶離職公務員全是因為他們尚有“余溫”的資源和關系，那在職的公務員豈非更是企業(yè)的“香餑餑”？那企業(yè)何必去舍本而逐末呢！

筆者認為，公務員群體，尤其是基層公務員群體背負了太多的非議，作為媒體和記者更應該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場進行報道和分析。中國現(xiàn)有公務員約為700萬，基層公務員占比約60%，在此次離職的公務員中主體為80后，這也說明了絕大部分的離職公務員為基層公務員群體，他們工作的年限較短，自然就不可能擁有多少人脈資源。該報道用部分代替整體進行不公正的評論和分析，只會給公務員隊伍和群眾造成更大的誤解。

最后，該報道提出：如果政府行為很規(guī)范，行政放權已經(jīng)全部到位，一些官員不能再隨意動用和支配手中的資源，而是一切依據(jù)法律和市場規(guī)則辦事。那么，企業(yè)也就不需要只有“人脈資源”和“人脈關系”、卻沒有管理企業(yè)能力與水平的人。基于這個結論，企業(yè)爭搶離職公務員只是因為其手中的“人脈”，而離職公務員除了“人脈”之外就完全達不到企業(yè)的要求，這是否說明該報道前面關于公務員工作作風、組織管理能力和熟知政府流程等方面的優(yōu)點都是錯誤的呢？何況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背景下，法治成為治國理政的基本形式，有權亦不可能“任性”，該報道的作者何苦還停留在“過去時”，讓“無形的辮子”繼續(xù)影響自己。（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