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據(jù)中共無錫市濱湖區(qū)委宣傳部官方微博消息，無錫市濱湖區(qū)計生局向陳婷、張藝謀夫婦發(fā)送了《社會撫養(yǎng)費征收決定書》。決定書認定：陳婷、張藝謀非婚生育三個子女，違反了我國計劃生育法，依法對陳婷、張藝謀征收計劃外生育費及社會撫養(yǎng)費共計748萬余元。（見1月10日人民網(wǎng)）

首先聲明，本人并非“張藝謀和陳婷超生事件”的辯護人，更非圈內(nèi)人士，只是想把個人之愚見一吐為快而已。故而，不得不替748萬余元的超生世界級巨額罰單說兩句。

“張藝謀和陳婷超生事件”在長達半年多的時間里熱度從未降低，或許因為張藝謀是名人的緣故，輿情似乎死纏爛打般地咬住張藝謀不放松，有一種不給點兒顏色瞧瞧誓不罷休的頑勁，有的則產(chǎn)生一種不讓有錢人“破財”和“放血”不甘心的扭曲心態(tài)。

筆者也承認，確實，“超生”不能成為名人的“特權(quán)”，名人和普通人一旦觸法都要“一視同仁”。當然，也反對“想孕就孕”的“閃婚閃孕”時代，自然更反對，只要有錢“想生多少就生多少”的土豪心態(tài)。畢竟不是解放前的那種生育觀念和生態(tài)，在“計劃生育”成為基本國策的歷史背景下，“生多少”、“如何生”必須遵守法律約定的生育底線。

大家或許還記得起，曾經(jīng)因為超生的黨員干部要么離職要么重罰，超生的普通群眾或打游擊或躲貓貓……而今，生育政策逐步放寬之后，覺得曾經(jīng)的故事有些搞笑。其實，生育觀念既關(guān)系一個國家的發(fā)展，又關(guān)聯(lián)某個時期的政策導向，更是一個國家在某個特定時期內(nèi)的基本國策。

其實，超生原本屬于一個常規(guī)的話題。不能因為人的身份或地位隨之轉(zhuǎn)移主題或左右法律。

當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名人或普通人都一樣要遵守。應(yīng)該說，超生對于人們來說，似乎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也不能因為人家是名人就分外“死盯”。這對于名人、其家人及孩子，是不公平的。

首先，名人和家人及孩子的隱私權(quán)、信息權(quán)、名譽權(quán)、肖像權(quán)等，理應(yīng)得到應(yīng)有的尊重，任何組織或個人，不能借著獵奇和道德審判的外衣，對他人的隱私權(quán)為所欲為。

說到這里，先不管748萬余元的超生罰單是如何計算出來的，也不論其計算方式是否科學，當然其法律依據(jù)是科學的，這個無可厚非。

而筆者要說的是，《社會撫養(yǎng)費征收決定書》作為748萬余元的超生罰單的唯一法律依據(jù)，從某種定義上講，確實完成了法律程序。而我們卻忽視了法律也有“柔情”的一面，即“人情味”，應(yīng)該考慮到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大家可以將心比心地想一想，孩子的心理夠承力能否扛得起自身的“超生身價幾百萬”？

如果說管理部門通常只會“以罰代管、一罰了之”的話，其本身的責任何在？在超生之前為何不管，非要等著人家繳納巨額罰款不成？

如此看來，只要有錢就能超生，跟罰多罰少有啥關(guān)系，更跟法律又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豈可“鬧”得沸沸揚揚，甚至“炒”得滿城風雨。不能因為父母的錯而傷害到無辜的孩子呀。就這件事上，獵奇和好事者有責任，管理者更有義務(wù)維護好未成年的權(quán)益不受侵害。

應(yīng)該說，在“張藝謀和陳婷超生事件”中，相關(guān)的計生部門應(yīng)負有相應(yīng)的責任，不能只對他人的超生罰個痛快了事，慣例中的人口登記制度、異地跟蹤管理制度等形同虛設(shè)。而到頭來，只罰別人不責自身。只有以法規(guī)的普及來推動人們的守法和道德自律，才是法律精神的靈魂。

敢問，到底是管生育，還是罰人口？

確實，父母犯下的錯，一張罰單可以終結(jié)，卻由此“罰”了孩子一生的快樂。無論出于何種情景，受傷最深的還是孩子，他們所受傷的除了父母繳納的巨額罰款之外，就是心理上的打擊和情感上的傷害。'

是的，因為超生由父母買單了。那么，孩子的心理壓力和情感又由誰來買單？只期望此事件到此為止，是時候畫句號了。

歸根到底，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如此之多的超生游擊隊？這個問題的根子不找到和徹底解決的話，光靠罰款僅僅只能解決“標”的問題，永遠無法從“本”上突破。因為有錢人根本不在乎罰款，反之受傷的永遠是孩子。

有人說，超生是有情的，法律是無情的。其實，法律應(yīng)該是有情的，否則不會有“酌情”這一說法。而往往面對超生一味地罰款了事，這不僅折射了普法意識和法律精神的缺乏，更是在孩子的心理和情感上撒鹽。我們應(yīng)該看到的是，事實上道德救贖和日常管理比罰款更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