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涵帶孩子出門看病。

澎湃新聞訊 很長一段時間，林涵(化名)不愿回憶過去半年的經歷。她總覺得那不可能發(fā)生在自己身上，盡管她真切地經歷過擁有孩子的喜悅和被困失去自由、倉皇逃亡的恐懼絕望。

直到2017年10月21日下午看到兒子的體檢報告單，“輕度腦萎縮”幾個字仿佛巨石般砸向她，擊潰了她。

她癱坐在醫(yī)院的椅子上，痛哭了一個多小時，心里只有一個聲音：“我拼了那么大的努力把他帶到世界上，他是一個不健康的孩子，他這輩子該怎么辦?”

不滿三個月的孩子躺在嬰兒車中，睜著大眼睛看著她。

她怎么也沒想到，自己花上百萬代孕生出的孩子，剛出生就身患重癥。更令她心寒的是代孕中介的態(tài)度，對方回復她：“放棄這個孩子，重新給你再做一個?！彼幻靼?，孩子快三個月了，她怎么放棄?

2017年11月，記者在上海一家賓館見到了林涵。她剛離了婚，帶著孩子來上海看病。33歲的她身形瘦削，臉色有些蒼白，穿著一身粉色睡衣縮在椅子上，說話時語速很快。回憶起那場改變她命運的異國非法代孕經歷，她幾度哽咽。

以下為林涵的口述。

“像瘋了一樣，就想要個孩子”

2011年結婚后，我一直沒有懷孕。

2013年10月份，我在上海一家洋酒公司做銷售督導。有一天上夜班時，突然間肚子疼得渾身冒汗，被送去醫(yī)院看急診。

一位很出名的婦科專家懷疑我是先天性子宮發(fā)育不良。一做核磁共振，真的是單角子宮、殘角子宮。后面又做了手術，輸卵管割掉了一側。醫(yī)生告訴我，我以后生育是很困難的，可能只剩25%的機會。

當時覺得，老天對我太不公平了。我從小吃了那么多苦。父母去世得早，19歲就去上海打工。剛去的時候住200塊錢一個月的地下室，蚊子咬，又沒有空調，來例假的時候疼得冒汗，我就在席子上打滾。我文化程度也不高，邊打工邊上的大專。在上海打拼了10年，好不容易從最初的銷售員做到了銷售督導。丈夫在上海待了三年后回老家工作，我們兩地分居。

一開始，我只想做試管嬰兒。上海，貴陽，廣州，香港，能去的醫(yī)院我都去了。每家公立醫(yī)院做試管嬰兒的，都人山人海的。因為以前吃過抗抑郁癥藥，一直沒能成功建檔。

后來聽說泰國做試管嬰兒成功率高，我又去了泰國的一家醫(yī)院。跟我同一批去的7個人，全都沒有一次成功。醫(yī)生說我的身體條件比她們差得多，我大受打擊，灰溜溜地回了國。

回來后我著魔了一樣，到處咨詢，加了一二十個QQ群、微信群。柬埔寨金邊的一家試管嬰兒診所客服找上我，武漢的一家代孕機構的工作人員也找上我。還有一位“病友”說跟我情況一樣，約我一起去柬埔寨做代孕。

那時候我就想不明白，別人都是一結婚就生孩子，我這個就沒戲，懷不上，我能怎么辦?我怕這次不去的話，這輩子都要不到孩子了。

因為國內代孕違法，很多人就到印度、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做代孕。2015年印度、泰國相繼打擊非法代孕，很多人轉去柬埔寨。我沒想到，就在我到柬埔寨的第二天，2016年10月24日，柬埔寨政府發(fā)布了針對商業(yè)性代孕的禁令，直接導致很多外國代孕夫婦回不了國，我也沒能逃脫。

之前約我同去的“病友”沒有出現(xiàn)。后來我才意識到，她很可能是武漢那家代孕機構安插的“托”。

到金邊后，我先去了試管嬰兒診所。之后武漢的代孕機構工作人員帶我去了他們合作的柬埔寨某生殖遺傳醫(yī)院。那是一家中國人投資的醫(yī)院，請來的都是國內的婦產科專家。醫(yī)院有八層樓高，下面三層是醫(yī)院，上面是住宿酒店，看起來規(guī)模更大、環(huán)境更好。

一去，一位女醫(yī)生給我做了檢查，讓我先促排卵，不行的話再找代孕。從第二天開始，我每天肚子上打兩針促排卵針。到第5天的時候，醫(yī)生說卵促不起來，因為我的子宮不好，盆腔又積液積水，做試管成功率很低，必須找代孕。

那時我還不知道自己可能被“套路”了，先勸說客戶促排卵、再告訴他們只能做代孕據(jù)說是他們慣用的伎倆。

2016年11月1日，我和武漢的代孕機構簽了合同，45萬包成功，兩年之內包孩子健康出生，包DNA，包回國。

在國內，包成功套餐要65萬到70萬。柬埔寨“代媽”(指代孕母親，下同)只拿7500美金，所以費用要低一些。